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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忠效 :徐增平怎样给“瓦良格”项目下绊子?

时间:2019-04-26 15:36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张勇小档案:张勇是山东省蓬莱市(原蓬莱县)人。1938年出生,1948年移居北京;1955年在北京第26中上学时入党,1962年大学毕业后曾留校工作;1963年起,先后在北京、西安、武汉工作,历任工程师、总经理、公司董事等职。198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达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并获得香港永久居留权。1998年8月,张勇参与“瓦良格”项目,在邵淳的领导下,为“瓦良格”项目做了大量的、具体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98年11月10日,澳门创律公司在香港召开“瓦良格”启航新闻发布会,张勇(左二)代表创律公司答记者问(张勇提供)

  我在采访大连造船厂副厂长唐士源的时候,唐士源告诉我,2000年4月,他接受任务去乌克兰,办理“瓦良格”号航母归航有关手续。出国之前,他研究了“瓦良格”项目前期的一些文件,他记下了几个主要人员的名字,张勇是其中之一。

  我想采访张勇,过程却颇费周折。我的朋友、海军作家夏廷献帮了大忙。老夏知道我在写“辽宁舰”的报告文学,希望采访前期参与“瓦良格”项目的有关人员。有一次,他无意中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朋友的夫人认识一个叫张勇的人,参加过“瓦良格”项目前期工作。老夏问我知道不知道张勇,我说知道,就是不知怎么联系他。老夏说他可以帮忙。我满心欢喜。可是老夏很快来电话,他朋友的夫人说,张勇的电话找不到了。让我空欢喜一场。

  过了一段时间,老夏又来电话说:张勇来北京了。他与朋友夫人通了电话。他听说有个海军作家在写“瓦良格”,他表示愿意接受采访。

  我记下电话,马上联系张勇。他住在裕龙大酒店,我开车去见他。他给我谈了一些情况,并答应给我提供一些文字材料。随后,我又多次采访他。他还介绍我认识了邵淳、W等人,为我的采访和写作给予很大支持。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我的朋友夏廷献。

  张勇有香港居民身份,在“瓦良格”项目中主要负责港澳方向的业务,与徐增平打交道比较多。在证券公司获得澳门创律公司80%股权以后,邵淳指定张勇负责从徐增平那里收回澳门创律公司印章和与“瓦良格”项目有关的文件。

  这项工作进展非常不顺利,徐增平以各种借口进行拖延,张勇到徐增平办公室“上班”,耗了几个月才把文件收齐。接着,邵淳派东方汇中公司总经理戴岳和张勇一起去乌克兰黑海造船厂洽谈“瓦良格”事宜,计划在1999 年8月下旬出发,直到出发的前两天,徐增平才把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交出来。张勇意外发现,这枚印章比原来与乌克兰黑海造船厂签协议用的印章小了一圈,立即打电话请示邵淳怎么办。邵淳说:你马上找香港电脑刻章的地方照原样刻一个。你现在找他要,他也不会把真的给你。

  张勇便花了300元港币,连夜加急刻了一枚澳门创律公司的印章。他和戴岳到了乌克兰以后,黑海造船厂办公室主任拿着澳门创律公司的证明信,把信上的印章与之前合同上的印章重叠在一起,对着阳光看了半天。很显然,他们之前得到徐增平的通知:要严格审查他们的印章是否与原章相同。徐增平绝对不会想到,细心的张勇居然发现了他交来的印章是假的!

  船厂办公室主任核对了印章,没有发现问题,附在厂长的耳边小声低估了几句话,厂长点点头。双方这才正式开始谈判。

  1999 年8月31日,戴岳和张勇代表澳门创律公司与黑海造船厂签订关于购买 “瓦良格”号航母的附加协议书;1999年9月2日,双方签订了正式购买“瓦良格”号航母的议定书。戴岳和张勇的第一次乌克兰之行,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张勇回到香港,徐增平连续给他打电线日,张勇根据邵淳的指示,到徐增平办公室,与其会面。徐增平要求张勇把他们的谈话内容上报北京。随后,张勇将他与徐增平的谈话整理出来,发往北京。

  我希望我们双方共同努力把航母拖回来,对大家都有利,不希望别人看笑话。邵老板怎么不相信我呢?把事情弄成这样,我不理解。我确实想把船拖回来,但我目前自身困难很大,有人上门催债,如我不在,别人以为我跑了,那么事就闹大了。我处在生死关头,若北京高老板(指高增厦)等像W承诺我的那样,助我一下,比如我把20%股份转出去,先给我20%的钱(大约1500万港币),我把火救一下,马上配合去拖船。等船回来,再分给我钱都可以。要是我有了钱,我线%股权转出去,目前是无办法的办法。若北京真能考虑支持我一下,我会首先向高老板检讨我的问题,同时我会让香港律师出一份大授权书,请北京你们全权处理此事,但土耳其我亲自去负责解决,保证通行。

  老张,我说心里话,我可不愿意大家搞得你死我活,这可是一个非常有利的项目,大家都是很不错的朋友,希望你把我的想法尽快转告北京领导,希望在10月10日前给我明确结果。我希望近日到北京与高老板、邵老板、戴老板(指戴岳)、吴总等会晤。若不理解我的困难,不能解我的燃眉之急,那我就不顾一切采取以下行动:我已经准备了10天左右,也有人给我出主意,我将由我的大律师给乌克兰船厂发一份律师信,告知我们船东内部有法律纠纷,该船不得拖走,来阻止你们。我又准备了一封给上层有关领导的信,是报告全部具体过程,包括谁出资金,谁去买航母等,这样就会牵涉到许多人,但我也没办法。如果大家斗到底,我就要你死我活。假如你们打狗,也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

  我已与有关方面准备买船,9月10日为限,因此你们应在此时做出决定,否则10日后,我不会再与你们有任何联系,我做我的,你做你的。我的律师研究了与T公司签订的股权协议,在甲乙丙三方的权益中,是你们违约。我们将采取法律行动。我知道你们的计划,我将在你们出拳之前,采取有关行动,看你怎么办!

  老张,我不喜欢着我去这样做,因此希望你,也只有你来协调这些关系,我也不想与北京这些领导弄得不快。请把我的意见转过去。

  从张勇的原始记录中,徐增平提到“打狗”,并称“应最后给它一条路,让它跑了为好,若死打它,狗也会临死之前咬你一口”。这些话语,真有些况味无穷。

  当时邵淳已经对徐增平彻底失望,不会再借给他钱了。高增厦则属于没有钱的老板,徐增平要借钱的愿望自然难以实现。徐增平认为是高增厦不愿出手相助,后来他真把“告状信”寄给了一位副主席。高增厦因此被当时的总后部长找去谈话,迫使高增厦辞去东方汇中公司董事长职务。

  在张勇的眼中,徐增平是个胆大妄为、不计后果的骗子。他生活奢华、爱讲排场、入不敷出、永远靠借债过日子。也许他在投标时是一个有爱国情怀的人,但是他一见到钱,那些情怀便在一瞬间灰飞烟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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